第二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政府承诺：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将转向对消费的拉动。

　　中国的确需要拉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细细品味，如果过大力度地拉动消费，搞不好就会落入一个巨大的经济“圈套”。

　　上一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就是大家都认为“美国人消费过度”，而中国人消费不足；相应的，美国人储蓄率过低，而中国人储蓄率过高。双方认为，正是这个问题，导致经济失衡。所以，中国需要提高消费，减少储蓄；而美国需要减少消费，提高储蓄。

　　笔者一直反对这样的看法。表面上看，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确实存在这样的“反差”，中国储蓄近30万亿人民币，而危机前，美国的储蓄是负值。但是，我们究其原因后不难发现，这其实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分析，美国本轮低储蓄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储蓄率提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储蓄率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这与美国实体产业大量转移，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消费所致，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印钞票购买别国商品——也就是“美元霸权”的直接后果。相反，中国的储蓄过多、消费不足只是表面现象，这是省吃俭用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真得储蓄过多吗？笔者认为不是。首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主席樊纲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储蓄大都不是居民而是企业创造的，2002年之后中国储蓄大幅增长就是这个原因；其次，中国20%的人创造了80%的储蓄，稍加计算便可以得出中国80%的人储蓄不足6000元，有人甚至没有储蓄。所以，中国不是储蓄过度、消费不足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国民根本没有消费能力。而认为中国储蓄过多导致美国消费过度的说法，完全是牵强附会。

　　而且，增加消费的前提是增加收入。如何才能有效增加中国人的收入？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比如增加社会保障，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最低工资标准，给予消费者一些补贴等等。但是，这些做法除了增加社保以外，其他必须是“适度而为的事情”，基本属于短期政策。

　　尤其是提高工资标准问题(这是很多国人关心的)，如希望借此“拉动消费”，则面对的是一个悖论。我们必须明白中国的国情。第一，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第二，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第三，出口加工占比非常大，也是中国大量劳动力的主要收入来源。基于这三大国情，中国人的国民收入不可能快速提升，因为那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升。

　　上游的劳动力成本提升后，下游的资源价格却控制在美国人手里，如果国内劳动力价格再形成上涨刚性之势，结果会使中国实体企业的成本大幅提升，如果最终消费品价格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那中国企业势必大量倒闭。

　　所以，中国如果依靠大幅提高国民收入去拉动消费，其后果是，国民将更大程度地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失去消费能力。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消费社会的阶段。从人均GDP角度看，也仅仅是极个别的城市达到人均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所以，中国的经济构成主体依然是投资，最多是以投资带动消费的结构，而绝不可能是以消费为主，这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也自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