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之痛

　　国际经济秩序的调整也意味着在下一个十年，甚至是下一个三十年里，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在各方痛苦的磨合中孕育。中国面临机会，却也不能免俗地将承受这个过程中的艰难与苦痛，外部环境定会比之前的更加恶劣，面临的竞争也将更加的激烈。

　　对内而言，中国经济的矛盾与冲突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集中且尖锐。

　　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09年时，人均GDP还只排在世界第99位。更为严峻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出口、过于依靠投资、过于依靠工业、过于依靠资源能源消耗。

　　尤其是在要素投入方面，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2008年，我国GDP占世界7.25%，但消耗的煤炭占全球的42.6%，粗钢的34.8%，水泥的48.7%。

　　发达国家在200多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人口、经济、资源、环境问题，我国在现阶段集中凸现。

　　30年的发展创造了奇迹，也制造了深刻的困惑。经济的发展最终结果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环境不友好、不可持续和国民缺乏幸福感。

　　正视这些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国民幸福和包容性增长、绿色增长。它要求经济发展以追求国民幸福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尽管在“十一五”规划中，这样的目标已经被部分的涉及到，但是不曾被认真落实过。按照这样的目标，中国整体产业结构要伴随调整，这将是长期的痛苦考验。

　　要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并非易事。正如国家发改委的规划司的一位负责人指出：为应对金融危机并在后危机时代抢占经济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各国相继出台的新的振兴计划与科技产业发展纲要，全球将进入创新密集时期，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领域正在孕育新突破，可能引发全球产业结构新一轮变革。

　　而这轮变革既有可能强化发达国家在科技上长期占优势的局面，也将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间科技水平差距，对依靠现有技术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造成严重冲击。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关键抉择的十年。

　　对外而言，责任也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全世界的企业家翘首期盼着中国领导人的访问与订单（包括印度这样的国家），IMF开始向中国敞开大门，气候谈判各国需要倾听中国的声音。

　　但有专家直白地认为，中国对于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调整缺乏心理准备。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令人兴奋但又窘迫的状况。当有人提议IMF扩大FDI（特别提款权）并将之作为未来主要国际货币工具时，我们发现，人民币不符合条件。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就此说：“IMF规定虽不要求纳入体系的货币必须完全可兑换，但至少是广泛使用的。”而人民币的管制措施一直未放开外国中央银行购买和储备人民币，官方也从未认真推动人民币的国际贸易结算和广泛使用。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气候谈判、普世价值观等等各方面的全球性问题需要积极参与。

　　这就是中国的窘境之一。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才发现准备工作不足。游戏规则从来都是由富裕国俱乐部制定好的，我们缺乏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主导权和软实力。

　　因此，在可以预想的时间内，中国都必须尽快拓展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外交空间。有了足够的软实力，中国才有机会享受应得的权利。

　　为谁而强？

　　当然，无论对内对外，无论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国际化道路，都离不开一个根本问题，为谁而强大？

　　一个无法为广大国民谋取幸福的国家发展方向，注定是无法持续得。

　　今年爆发的国美电器管理层与大股东的控制权之争，引发了关于“经济道德”、“财富价值观”的大讨论。正如原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所讲：在经济发展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个价值观念问题。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政策必须有价值正当性作为支撑，如果没有价值正当性，即使经济发展起来人民也不能真正受益。

　　而在未来10年中，社会转型将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率将超过50%，进入城市居民为主的时代。

　　新的社会阶层将不断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现象日趋强化，中国在加速从单一社会结构向复杂社会结构转变，现有的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显性化，同时剧烈的社会结构变动可能会产生新的社会摩擦和问题。

　　学者李泽厚对此告诫，“我们特别需要的是培育一种宽容、怀疑、理性的批判精神。也只有它才能真正有利于判断是非，并逐渐褪去和避免由各种民族主义、道德主义、民粹主义煽起的情绪狂热和政治盲动。”

　　发展的终极诉求是幸福。如果经济发展与民众无关，全民不能分享经济成功的果实；发展就成为小部分人摄取财富的工具。

　　而将“幸福指数”引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里，最早的是南亚小国不丹国王。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

　　如今，“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幸福指数”风靡全球。国民幸福由此真正纳入了各国国策的思考范围。

　　而在我国，江苏江阴和河南平顶山市先后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让GNH远远重于GDP，不仅是对单纯追求GDP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干部政绩考核的一个新突破（河南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将“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百姓不幸福干部摘“乌纱帽”）。

　　时代已经赋予了中国经济的全球责任，与过去三十年的巨大成功一样，中国经济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首先依然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创新精神，过往的光荣与梦想、虽需固守；而创新思维、国际视野、全球化发展及社会责任等面向未来的竞争力亟需补充。

　　而这个新动力在更大程度上还来自改革，来自政策，来自你、我、全社会的认同、尊重与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