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新的十年即将来临。

　　百年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靠近强国梦想。在新十年开启之际，世界经济秩序原有的“亚洲生产、美欧消费、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模式，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面临着深度调整。

　　做为新兴大国，中国在新一轮重构过程中，被各国加上了与美国一道帮助恢复经济增长责任的期盼，并将这种临时格局命名为“G2”。它暗含着令人兴奋的直白：中国和美国一起重构与引领全球――在促进和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自己再创造出一个“黄金十年”。

　　只是在经济实力比拼的之时，起关键作用的其实还有软实力：在谈判桌上对手开出的各种开放市场条件时，我们再回望国内：产业总体上处于低端，经不起风吹草动；民众缺乏未来的保障，愤怒和不安全感时时笼罩；实力庞大的利益集团拒绝任何深层次的改革…

　　面对十三亿国民，如果实现梦想成为强国仅仅是为着恢复旧日的荣光，与他们的幸福无关，与民众最广泛的福祉无关，那么这个已经触手可及的梦想，又有何存在的意义？

　　所以，在新十年开启之际，我国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起什么样引领？中国向何处去？从哪里寻找动力？从何处获得支撑？都是全球关注的焦点所在。为此，和讯网推出2010年年度策划《引领与重构 中国价值新十年》，遍访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与您一起寻找与探索未来发展之钥。

　　逼出来的大国崛起

　　2010年，这一年，全球经济复苏趋缓，并呈现复杂多变的格局。

　　这一年，西方发达经济体“无就业式增长”，而中国却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年，是真正的“冲突之年”。中国经济的矛盾与冲突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集中且尖锐：资本倍受青睐而实业遭遇冷落；国企高歌猛进而民营空间收窄；本土企业开始全面出击国际市场而跨国公司则抱怨中国的市场环境；社会公众对贫富差距的抱怨加大，而由于改革滞后和社会不认同导致的商业文明精神衰退现象明显；80、90后新生代员工全面冲击已固化多年的管理模式；住房、粮食、农产品等物价狂飚与宏观调控的冲突加剧……

　　这一年，中国应对经济危机及资源与环境约束的转型与创新初见成效；G2论调凡世皆知，中国被迫“粉墨登场”。

　　G2理论最早始于2008年夏季，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中美“两国集团论”及中美“平等的伙伴关系”。

　　伴随G2论的潜台词是：中美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同步联动性地调整。在这个新模式中，中国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中国用自己的内需市场拉动全球的经济复兴。这对于全球经济秩序所蕴含的潜在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在今后十年会制造出另一个五亿城市消费群体”（瑞信亚洲区首席经济分析师陶冬），这意味着目前的“亚洲生产、美欧消费、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的旧三角模式，将能转化成“亚洲和美国生产、中美欧消费、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的新三角模式。

　　很多人认为，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会。它来的如此之快，快的超乎中国人自己的预料。

　　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教授在谈及一本新作时称，“金融危机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超前推进了至少3-5年，就是让中国经济，乃至整个国家，过早地被推向了世界经济的国际舞台前沿。”而他的这本新作名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其中包含的兴奋、恐惧、雄心万丈等等复杂感情也可略见一斑。

　　中国人应该有理由感到兴奋。冲突的背后，其实是国际经济秩序重新调整过程中矛盾爆发的一种集中体现。正如《影响力的终结》作者史蒂文•科恩指出那样，过去三十年，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两大主角：美国和中国以资金流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里，流出方基本上是美国，而流入方基本上是中国。

　　美国的贸易赤字已经延续了四十年之久，它的支出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这个差额通过进口来弥补，支付差额的手段则是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

　　美国的长期贸易赤字是其他国家成功执行的高速增长策略的对立面，是增长奇迹的故事必不可少的另一半。首先是西欧国家，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东亚国家，最后一个是中国：把农民从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让他们利用机器来生产制造品。

　　当西欧、日本和后来的中国的生产超出了本地消费能力的时候，就必须由另外一个有相当规模的大国（也就是美国）通过超过生产的支出，才能把对方的富余产品买下来。

　　于是，首先是在西欧国家，然后是在日本，以及在最新崛起但也最显著的中国，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财富就必然大量累计起来。而美国则注定了要目睹本国的工业，在进口产品的冲击面前节节败退。

　　这样，最终就形成了：“亚洲生产、美欧消费、中东等国提供能源资源”模式（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言）；美、英等发达国家在其中的一环是“过度负债消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

　　而始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在悄然间改变着这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