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新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即便在失业持续高企的情况下，美国的贸易逆差又开始加速恶化。这一失业与逆差交织的怪象，给伯南克的货币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经济学家，近日已经开始讨论，伯南克的第二轮货币“定量宽松”需要以大大高于原计划的规模实行。

　　中选的结果是共和党回到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扶助方案，很可能将会因为党派牵制变得不伦不类。尤其是美国自里根政府以来，几十年培养起来的新保守和新自由政治势力，很可能会想尽办法在美国苦于寻找经济增长方案时，浑水摸鱼。稍早前，一些长期将资本投向海外市场牟利的美国资本代表，要求奥巴马政府降低这些海外牟利资本回国的税收，并声称这将促进美国国内投资。奥巴马政府明智地拒绝了这样的要求，因为美国国内的资本仍然很充裕，美国的问题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本支持和投资。恰恰是那些长期将资本投去海外市场牟利的全球化资本，造成了美国国内的工业和就业失衡，而且这些资本现在依然在向美国国内市场倾倒产品。只是，没有了消费信贷支持的多数美国人，已经无法承担这一美式全球化资本盈利模式。

　　确实，单靠货币政策，已经无法解决美国经济的失衡和增长问题。因为，在消费层面，货币政策即便启动了通胀，仍无法解决多数人其实无力消费的根本问题，其中众多因为严重地产泡沫而陷入负资产的家庭，尤其如此。无论向金融系统注入多少流动性，都无法帮助真正处在困境中的美国家庭和难以流动的失业人口。如果经济刺激可以面对家庭实行，那些陷入负资产困境的美国家庭将脱离债务，获得自由并开始流动，或者重新利用信贷产品来经营家庭。那些没有债务和负资产的家庭，将获得富裕资金和更充足的消费信心与能力。

　　但是，如果中选后的美国经济刺激计划仍然放弃了对家庭的直接援助，继续向那些大银行、大企业和有着巨大能力雇佣游说公司的海外投资团体输血，那么只能说明美国的民主设计走到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资本全球化，已经丧失了公平协调多元利益、从而促进国民整体福利和国家利益增长的能力。看一下最新的英国经济数据，就会发现同样遭遇金融危机，同样要艰难选择各种经济刺激方案的英国，在保护国民福利项目、政府联合自律缩减开支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情况反而好于预期。当然，英国也许还要根据经济走势，调整政策组合，但是英国的民主政治基础，给英国经济制造了有利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