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中国要准确“把握自身在全球经济的新定位，创造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又要成为“世界市场”。如果转型成功，将利兼中外：近，有助于缓解中外经贸纠纷，促进世界经济再平衡；远，成为中国经济不竭动力、全球经济长久的引擎。新角色不应、不必也不会替代旧角色，但二者均需不断更新内涵，并相辅相成。

　　然而，这一转型并不会自动发生。过往转变发展方式进展缓慢，也并非全囿于思想认识。转方式“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事关经济体制，还要求政治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多领域改革协调推进。正如《建议》所言，“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

　　改革着力点甚多，而识者早已指出，粗放增长模式的退出最重要的障碍，是各级政府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够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达到产值高速增长的政绩目标。另一方面，技术的开发和利用、新增长模式的采用，也需要有良好的制度环境的支持。所有这些，皆在呼唤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行政体制改革。此次《建议》在转换政府职能上着墨甚多，首次提出“明确界定政府投资范围”，并表示，“坚定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其压缩行政审批范围、提高行政效率之意昭然。

　　创建世界大市场，并非单纯“做大”，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根本上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发展水平。为此，负责任的政府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扩大就业、促进分配公平、改善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等基本方面。在人均收入逼近4000美元的今天，无论妥善处理增长和收入的关系，还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在考验决策者的眼光和能力。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未来五年的中国路向何方将至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