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和外汇自由交易机制，使得前两个方面的货币创造又循环派生。某国货币过多创造出来后(如日元超发部分)，通过外汇交易市场可自由兑换成美元(或其他自由兑换货币，如欧元)，形成美元(或欧元)的超量投放，反之亦然。在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叠加积累，形成超量供给就是一种必然。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虚拟经济迅速膨胀、远超过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需求，却依然在自我加速、自我创造的本质原因。

　　超量货币创造出来以后，就要逐利。而实体经济提供的可供虚拟经济分配的剩余价值又相对有限，其结果必然是虚拟经济自我创造交易产品和交易机制，自我进行虚拟价值创造。

　　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反思，为祸作乱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担保债务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至今仍把它们归结为金融家的贪婪、监管机构的缺失、交易杠杆过高、交易机制不透明等。但是，很少有人思考，如此海量的货币供给，如果不发起和参与虚拟金融交易，它们会去向何方？

　　这些资金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销售的购买者，也是次贷产品反复打包加工成新产品的创新者，它们在愉快地进行着左右手互搏的游戏，乐此不疲，却又注定自甘沉迷、难以自拔。直至有一天，危机出现，它们便集体出逃，侥幸成功出逃者，便立即寻找下一个战场，酝酿下一个自我交易的游戏。

　　针对本次金融危机，全球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推动着一系列制度创新，诸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三)、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IMF和世界银行投票权改革、银行税、逆周期拨备等，但所有这些都围绕着微观金融机构的约束、监管，微观金融风险的产生、传递展开，都假定金融主体是可以理性和可以约束的，都假定监管机构是中性的和可以超然于资本力量之上的。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对于缓解金融危机是会有帮助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如果国际货币体系不改变，货币创造的机理不改变，就无法约束货币创造，无法约束虚拟经济的进一步膨胀，无法阻止超额金融资本的逐利冲动，也就仍然无法预防和控制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

　　救助行为成危机推手

　　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美国率先祭出“量化宽松”这一严重违反金融公理和常识的手段，悍然以基础货币(超能货币)来随意购买“有毒资产”、企业债券、企业股权、政府债券，全然没有任何顾及和约束。究其原因，有应对危机、救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