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政策”、政府干预，异变为“宏观调控”、政府指挥经济。您怎样看？中国经济一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吗？
　　王建：这个毫无疑问，我们肯定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我们不能否定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只是要弄清，调控的方向是对是错。政府是由人组成的，由人组成的政府，其认识不可能不犯错。你也知道，我讲城市化已经讲了好多年了，拼命地呼吁，直到现在才逐渐形成一些共识，但有的人可能还不这么认为，他们可能还没有很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那么，认识的迟缓最终就会导致机会的丧失。

　　这并不是说宏观调控不能出错，因为任何人都可能有认识上的误区。但如果认识到错误却不改正，那就很可怕。

　　《华夏时报》：有乐观分析认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不会下行，而是必须至少还有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您可能很不同意这个观点，您也许还会说，中国多变的经济宏观政策是一种必然？

　　王建：我对这种说法一向置之不理，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你知道我一直在讲危机没有过去，前几年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信的人也很少，现在信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包括国外的二次探底、国内的二次探底，现在信的人和以前也不一样了。这不是想怎样就怎样，是人们看问题主观与客观要一致起来。

　　《华夏时报》：少一点凯恩斯主义，多一点市场自我修复，是否更有益于增加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福祉？

　　王建：少一点凯恩斯主义，完全靠市场吗？这个观点让我听来就觉得更荒谬。我并不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极力倡导者，你原来给我冠的这个名，我实际上不是十分赞同。但这场经济危机闹得这么大，恰恰说明了市场有很多失灵的地方，恰恰说明不能完全依靠市场，盲目相信市场是要吃亏的。

　　凯恩斯主义之所以成为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过去的亚当·斯密时代，那种主张完全听命于市场的理论占主导。凯恩斯主义理论出来之后，就变成国家要干预市场，就是因为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主张，这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如果缺乏管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一定要出大事情的。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因为政府干预不到位才发生的。

　　《华夏时报》：政府种种调控经济的政策如果不能很有效，是否最终不得不回到你所倡导的城市化上面来？

　　王建：肯定是这样。之所以城市化迟迟启动不了，就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重大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