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那就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损失。所以，今天任何不经意的一个小事件都会引起变得神经质的投资客过度的反应。经济复苏的步骤越慢，这种受事件影响的程度就会变得越快也越明显。反过来，受此牵连的市场波动，又进一步拖累经济复苏的步骤。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让欧美政府几陷于内外交困之中。

　　还有，既有的欧洲高福利所带来的财政赤字结构，牢牢困住了欧元区国家的手脚，早已无法能再靠自身力量去有效摆脱危机。尤其在目前缺乏经济增长动力的前提下，欧元区或准欧元区的国家如果再不拿出针对不合格者的“退出机制”，或不改变单一盯住通胀的货币政策，那就很难逃脱继续成为国际金融市场“麻烦制造者”角色的窘迫。虽然，麻烦的起源有时可能来自市场的投机力量，但是，正是因为市场的投机力量的“觉察力”和“果断的行动”使得制度缺陷的问题暴露得更加彻底。也就是说，只要当前欧元区制度体系的缺陷不及时修正，那么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就不可能停止。

　　所以，针对以上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思考国际货币体系的安定和持久问题，也就是美元的霸权地位是弊多利少还是利多弊少？是短期有利还是长期有利？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巨额外汇资产和外向度依然较高的经济结构而言，如何调整自身经济结构和确立与国际接轨的节奏，就变得更加重要和具有挑战性了。另一方面，我们在确立自身货币地位、选择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深度的时候，如何处理好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干旱时(实体经济发展需要金融扶持的时候)，如何探索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和确保收益的投资方案，以及洪水泛滥时(实体经济出现空洞化、金融创新市场出现泡沫时)，如何建立防火墙，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渗透，是我们今天在将储蓄有效地转变为投资的时候必须要抓紧解决的问题。

　　当然，在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寻求金融合作和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带来绑在一起的成员国之间在权利和义务上的不对等。比如，希腊借助于强势欧元在掩盖自身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货币价值贬值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隐藏得越深越久，将来成员国尤其是成员大国就会不得不为维持国际合作组织体系的安定而付出越大的代价。简单地说，最好在将大家绑在一起跑步前行之前，一定不能松懈标准选好伙伴，宁愿在加盟之前赋以充分的援助，让它长大、变得和自己一样健康，否则，一同摔倒的概率大大增加，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与事前有限的援助的相比，将可能变得是无限的——这是欧元区今天痛苦的经历正在给我们上的一堂非常有益的案例分析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