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下月召开，会议将要勾勒一幅怎样的未来10年中国改革蓝图，备受关注。近日，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聚焦国际国内经济大势，改革是水到渠成 ，还是险滩急流？

　　三中全会不会刺激增速

　　如今，社会已有共识：GDP不是越高越好，为提高质量宁可牺牲一些数量。但偌大的经济体也必须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GDP降下去以后会否持续走低，仍令人担心。

　　上海社科院刘熀松研究员一针见血地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目的不是简单解决经济增长速度问题，而是为了解决改革开放30多年来累积的一些重大的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比如公平公正、收入分配的问题，环境方面生态文明、节能减排等。经济上着重解决转型问题，而不是从增长速度着手的。刘熀松判断，整个经济下行周期依然没有结束。这一轮调整从2007年开始，最高时GDP增速超过13%，之后逐年下降，今年估计在7.5%至7.6%之间，还未见底。他认为要跌破7%，才有可能重新形成一轮经济上行周期。这个底也许将出现在明后年，可能有一轮规模不会太大的经济危机。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社会对经济危机承受度容忍度将大大提高，是能够容忍一次小型或者中型经济调整。从经济角度讲，有利于经济进一步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大家不用担心。

　　结构性问题倒逼改革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国平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了一番梳理，简而言之，发达国家好像在回升企稳，发展中国家却普遍不太理想，今年比去年进一步回落。这种情况，与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前几年主要靠新兴经济体国家拉动全球增长比较，反转过来了。

　　上海交通大学陈宪教授进一步概括为“全球经济主题还是复苏和再平衡”，再平衡就是要解决制度性的结构问题。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或者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脱离问题，以及高杠杆率问题，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解决制度性结构问题，改革是必须的。陈宪指出，现在，改革倒逼特征非常明显。倒逼压力，有来自外部的，比如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不改怎么办。但是我们也在主动寻找内在的倒逼力量，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就是主动开放倒逼改革。

　　陈宪还提出以减税主动倒逼政府改革的建议。降低税率，看起来是一个基础性操作，看似治表，实则由表及里治本，就是通过管住政府怎么用钱，限制它的投资行为，让民间经济迸发活力。

　　说到政府与企业活力之间关系，上海交通大学潘英丽教授讲了一个故事。最近她应邀去给某省的工业副市长们上课，先阅读了对方发过来的一大堆省政府红头文件以便了解当地实际，上课她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是工业市长，那还有没有农业市长和服务业市长？副市长们回答没有，确实，工业市长实际上就是分管经济的副市长，潘教授当场批评了这种政府招商引资的模式，在制造业严重过剩的背景下，许多地方还在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路子，通过减免税优惠政策来发展工业。“这条路肯定走不下去。地方政府通过政府主导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增长不可能再在这里找到更多动力。”

　　制造业过剩产能非常严重，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企业倒闭和大规模失业，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银行给这些本来要淘汰的企业继续在输血，延迟了问题暴露。指望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来对抗危机，或者来拉动经济增长，实际上在传统老路上走得更远，也没有前途。

　　自贸试验触动金融改革

　　自贸试验区承担着“试错”功能，尤其是金融改革首当其冲。上海财经大学丁剑平教授说，试错要有顺序，金融产品核心是利率，利率市场化肯定要走在前面。他的担心依然与政府不放手有关：利率市场化前提是金融生态，分析一下全世界利率市场化国家，很多国家都失败了，就是因为没有金融生态。如果没有进一步的开放政策，自贸试验区内难以建立起完整的金融生态，利率市场化很难推进。

　　上海社科院权衡研究员也认为，自贸试验区可能带来的最大红利，是金融发展金融创新红利，包括推动利率自由化、汇率市场化。问题在于，我们对接世界的过程中自身金融资产竞争力和资产质量究竟如何？中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方式颇有问题，一是政府控制；二是过去十多年与房地产紧密相连，隐含巨大风险； 三是金融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融资平台，与地方债风险紧密相连。

　　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同样担心中国的金融走不出怪圈，在资金泛滥的现状下，很难把资金的缰绳拉回来，转向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可能完全用资金带动市场繁荣。这种没有实体经济作根基的金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把金融繁荣错认为这是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繁荣，就更糟糕。

　　值得赞赏的是，中国政府在今天面对国际国内双重挑战的形势下，放弃了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来推动服务贸易和投资发展。相反，强调的还是怎么样放松管制，把利率工具交给市场，把汇率工具交给市场，甚至把资本账户开放。把工具和大环境都交给市场了，你们做出什么样的蛋糕，看你们的本事。相比于以前以低利率为要扶持的产业创造对外竞争优势 ，如今的挑战是在完全的市场环境下的，我们的应对思维也变得更加开放了。

　　思路开放，还必须经过实训。孙立坚打了一个比方，花旗、汇丰、新展、东亚四大外资银行很早就拿到牌照进入中国市场，监管者的用意也许是笼子里放进来四只大老虎，帮中资金融机构进行“野化训练”。其实，四只大老虎在笼子里很温顺，它们非常清楚听话的好处。如果中资机构被麻痹了，以为在中国市场上打败了外资机构，出去也完全可以有竞争力，市场一旦打开，能否承受？监管模式也得改革，尽早搞清楚怎么把事前很稳步的监管做法，移到事中和事后。

　　疏通进出通道享改革红利

　　复旦大学张军教授为“转型升级”作了新的解释：今天的冲击主要是成本冲击，解决的办法是淘汰很多企业，允许不盈利的企业退出，鼓励一部分企业起来。进入和退出两个机制都要畅通，才能脱胎换骨，形成良性循环。改革应该把这个通道疏通，让冲击也变成正面，让我们走上一个新的台阶，有了转型升级机会，这就是改革红利。

　　改革的核心在哪里？不要具体讲市场跟政府的边界怎么划，这没人讲得清楚，张军说，公平竞争环境，才是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国有非国有企业不公正待遇问题，准入的问题，融资的问题，国有企业本身问题，都应该放在这个架构里面。中国要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让那些不好的企业，不管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能够倒掉。同时有一个基础鼓励更多创新型企业崛起。

　　张军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仍非常高。如果新一轮改革能够创造更好的公平竞争环境，释放企业活力，中国有望在未来10年保持较快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