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危机至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并还有一个存疑。这个结论是：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与金融上并没有与发达市场脱钩，脱钩论纯粹是一厢情愿。我们的疑问是，在欧债危机前景悲观的格局下，貌似景气的新兴经济体包括金砖国家会不会是一个待破或已经开始破灭的大泡沫，其最终危机的程度甚至比发达市场还要严重？

    印度是一个突出例子。无论在全球经济舞台还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近十年的印度都非常风光。但最能衡量一国综合指标的货币汇率——印度卢比汇率，近日却贬值到了过去十年来的最低点，比2008年9月雷曼破产之后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贬值还要多。

    相比危机前的2007年底——近十年的汇率高点，卢比贬值已经达到24%。从今年8月1日到现在，卢比贬值幅度接近15%。

    实际上自今年8月欧债危机加剧以来，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货币都在贬值，既包括金砖国家的巴西、俄罗斯、南非，也有墨西哥、匈牙利、土耳其、越南、肯尼亚等各大洲的新兴经济体代表。

    在2009年3月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政策，推高全球资产市场尤其是农产品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之后，新兴经济体出现被动的集体通货膨胀。而当2008年9月雷曼破产及2011年9月欧债危机爆发和加剧之时，资本流出则席卷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贬值。

    如上判断的逻辑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与它们自身的应对政策相比，其实外部环境和外部影响才是主要矛盾。

    在这种外部局势下，货币贬值是“正确方向”、“合理方向”。区别在于两个分类，在于考察货币贬值之下、一国的通胀是否可控：如果可控，如韩国、澳大利亚，货币贬值这种自动的、市场的行为，对经济体会显得非常积极；如果不可控，比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加剧外资流出。

    以上是我们观察中国经济和货币前景的大背景。我们观察的结论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并不例外。2008年10月、2010年5月、2011年9月等全球金融危机加剧的时间点上，中国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走势已经证明，中国市场并非出现全球危机之时的避风港。

    在当前全球资本撤离新兴经济体的格局下，根本问题在于，人民币短期贬值会不会改变国际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中期认识。结合投资、出口，以及房地产市场、银行资产质量、民间信贷、地方政府债务等众多因素，包括中国的负利率现状，结论显然并不乐观。

    中国贸易结构所带来的总量数据往往给人错误的信息。加工贸易本身是一种“生产顺差”的贸易形式。实际上中国的一般贸易已经逆差很久了，2010年累计逆差为472.5亿美元。2011年前10个月的一般贸易逆差为734亿美元，同比扩大1.1倍。

    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应该做些什么？笔者以为，向合理、正确的方向贬值是首要的，央行不能再像2008年6月到2010年6月一样回归固定汇率制，当前是放松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最佳时机。资本外流将改变中国过去十年的货币扩张逻辑，为了应对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高达16万亿元的资本堰塞湖，削减外汇储备规模、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乃至广义货币规模，都是正确的，这有利于使中国成为货币贬值下通胀可控的经济体。但我们并不认同类似2009年的货币信贷大宽松、大扩张，这会将中国推向印度、印尼那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