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往往在农民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征用，从而激化社会矛盾。一些基层政府作风粗暴，动辄采取断水、断电、断路等野蛮手段，导致恶性案件不断发生。记者在山西南部某市采访时了解到，个别基层政府在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程序不透明，有的甚至与企业签订合同之后，才与农民签订征收合同，村委会、乡镇政府等成了哄骗农民的帮手。陈晋胜说，有不少被征地农户，很少或几乎没有参与到土地被征收的协商中。

    第四大症结是农房拆迁欠法律规范。迄今为止，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条例或办法，目前只能依照土地管理法补偿，而土地管理法重点对征地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房屋只是作为地上附着物来处理。山东省监察厅副厅长孙继业指出，附着物的补偿标准授权地方政府规定，“在一些地方，房屋最高补偿标准每平方米仅为 400元，农民一处房屋不如城市一个厕所值钱”。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只能由政府裁决，法院不予受理。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影响政府公信力。而农房拆迁纠纷发生后，农民缺乏司法救济途径。

    “公共利益”范围尚无明确规定

    2011年1月21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式施行。国务院法制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人就新条例答记者问时表示，现在很多矛盾的确集中在集体土地征收方面，他们正在着手对土地管理法有关集体土地征收和补偿的规定作出修改。一些专家认为，修订中的土地管理法需要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构建合理的土地市场机制。我国宪法及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为“公共利益”才可征收土地，但目前我国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并无明确的规定。“新法需要加大对失地农民的保护，在货币补偿的同时，还要采取社会保障、就业安置等方式进行安置补偿，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杨在明说。孙继业则呼吁，对征用土地仅按原用途补偿是不符合市场法则的，应综合考虑地理位置、人均耕地、升值预期乃至物价涨情等多方面因素，以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补偿。对于房屋拆迁，应参照同一区位的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集体土地的补偿应该参照机会成本而不能以农业产值的倍数来计算。如此一来，才可以让农民有均等的机会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分享土地红利，也能促使政府摆脱土地财政依赖，转变发展方式。”蔡继明表示，公共利益涉及全社会，建设成本应该让全社会承担，而不能让农民独自承担。

    在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相关法律过程中，陈晋胜建议，要建立健全农民主张权利的救济制度。国家应在城乡土地征收中坚持同地、同权、同价、同受益的基本原则，让集体土地释放出应有的价值，让农民永久地分享到工业文明和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增值、土地红利等土地收益。孙继业建议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同时制定出台《集体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条例》和《商业性开发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以规范农村征地拆迁行为，切实保护农民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