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征房产税还是消费税？

    财税杠杆是房地产调控的重要手段，资金来源是制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要瓶颈。这两个问题同样成为在场的委员们争论的焦点。

    在谈到对高档住房和投资性住房的调控时，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委员建议用消费税的办法代替房产税来解决调控问题。

    “征收房产税，消费、投资、投机环节都要交税，这样做不符合鼓励消费、限制投资、抑制投机的出发点；而征收消费税能够体现出鼓励消费的原则，特别是对多次买卖的抑制作用。”许善达委员说。

    在谈到目前困扰地方政府的保障房建设资金来源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杨超说：“地方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方面的资金需求量非常大，有必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该领域，如保险资金、社保资金可以通过基金、债权等形式参与其中。这样既扩大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来源，又拓展了保险资金的运用范围。”

    借鉴——香港、德国还是新加坡？

    如何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保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这是个全球性的难题。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有益尝试和先进经验也成为委员们借鉴和推崇的模式。

    在谢炳委员看来，解决目前房地产业发展的问题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香港通过政府建房，再以较低的价格租给中低收入人群。在实现基本住房保障的基础上，发展房地产的市场化部分。

    “房改初期，我国房地产全部推到市场，缺乏保障性住房的部分，造成了结构的不合理。”谢炳委员建议，对房地产业的调整要以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基础，同时要有时间表，循序渐进。

    相比香港保障与市场并行的模式，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文岳委员比较倾向于德国和北欧国家在抑制房产投资、投机上采取的措施。

    “德国一般不把住宅视为资产，其政策的基本点是：每户购房，未偿还原贷款之前不再提供新贷款；房产不能作为资产向银行抵押申请贷款；对出售房产获利征收３０％—４０％的所得税。这些政策使得德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很稳定。如果我们国家也能减少房地产的资产属性，就会减少投机问题，保持房价稳定。”李文岳委员说。

    洪敬南委员比较认可新加坡的住房体系。“新加坡政府规定，每月收入在８０００新元以下的公民才可以申请保障性住房，房子大小、结构也都比较合理。申请者获批之后，可以获得２０年的低息贷款，购入５年后才可卖出。其他购房者在市场上购买保障性住房，其收入标准也有相关要求。”洪敬南委员说，我们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区别对待各类购房要求，以高补低，调剂余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