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入公共财政，让全民能共享红利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亚洲发展展望更新》一文中建议，中国应通过再分配将国有企业利润更多地用于社会开支。据亚行统计，目前中国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方面的开支仅相当于GDP的6%，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高达28%。

　　据专家介绍，国外大部分国家的国有企业一般都将红利缴纳给国家财政部门，放在公共预算财政的“大盘子”里，而非缴入取之国企、用之国企的“小金库”。在美国，不少州将公有资产的收益直接向居民分红。自1982年起，阿拉斯加州政府连续20多年给在该州居住6个月以上的公民发放分红，每人每年几百到上千美元不等。

　　“要强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社会性支出。”文宗瑜说，应该将更多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国企“红利”用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就业等民生问题。“比如弥补社保基金的预算与支出缺口，以及公共预算支出缺口，既有利于强化相关部门的制衡监督，又有利于防范公共风险，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

　　国企红利上缴历程（延伸阅读）

　　翻阅“红利账本”不难发现，国有企业处境艰难时，国家曾给予“共和国长子”充分的体谅和帮助。缴与不缴，只是国企在不同阶段改革、发展的需要使然；向国家缴纳红利，始终是国企应尽的天然义务。

　　计划经济年代，国家统分统销，国企利润全额上缴。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开始对企业放权让利。为了实现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先后进行了“利改税”、“价、税、财联动”、“税利分流”等改革。1993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做出了明晰的划分，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按统一税率征收税，剩余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

　　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考虑到当时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拨款改为向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企业负担，再加上国企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作为阶段性措施，国家暂停向企业收缴利润。这一停就是13年。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突破，国企的经营状况逐步好转，社会负担大为减轻。关于国有产权和国有产权收益的认识逐步完善，要求国企上缴红利的呼声逐浪高涨。2007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明确提出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3个月后，财政部会同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规定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将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档上缴财政部。其中，石油石化、电信、煤炭、电力、烟草五个行业的上缴标准为税后利润的10%；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3年内暂时不上缴；其余央企均按照5%的标准上缴红利。国家恢复了对国企红利的收缴。

　　2010年11月,国务院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兼顾中央企业承受能力和扩大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

　　（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