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资深记者观察发现,在即将于今日开幕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出浓厚的“国进民退”的味道--参与讨论的民营企业家大减,而大批国有企业老总则榜上有名。

　　而在产业领域,山钢和日钢的重组,又把轰轰烈烈的“国进民退”大戏推向了一个新高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除了钢铁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也开始进军一般性竞争领域,如中粮入主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兼并民营钢厂、航空业中民营航空基本“全军覆没”、高速公路行业中的民营资本也被集体清退,自改革开放以来焕发勃勃生机的中国民企,曾被称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推动力,面临着非市场性的严峻困境。

　　企业的兼并和重组,本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当前中国企业界的收购,似乎已陷入一种怪圈:并不具备显著技术或者市场优势的国有资本,正在鲸吞蚕食政府以前大力鼓励发展的民间资本。更具活力的经济部门,被一些效率偏低的部门收购,这无疑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逻辑。

　　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绩,已经充分反映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这不仅被理论界所承认,也获得了政策面的认可。在2005年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中,有关方面已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一到具体决策的时候,扶持非公有制经济这个政策原则往往会被抛诸脑后。在这一轮整合过程中,民营企业大多扮演了“被整合者”的角色。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也存在着与过往指导思想冲突之处。例如,当前钢铁产业奉行“总量控制、等量置换”的政策,要求在兼并重组的基础上,淘汰没有价值的存量资产,提高产业集中度。在实际操作中,随着非公有经济市场准入的放宽,民营钢企成长迅速,出于纳税考虑,地方政府一般都默许民营钢厂先建设后审批,但中央鉴于产能把关对新钢厂的审批极为严格,后期若无法补办手续、获得中央发放的“准生证”,就可能被勒令停工。据悉,在今年6月,日钢的一个产能项目已遭到国家叫停,而山钢可以协助日钢补办手续、完善产权,这种尴尬的境遇,也造成了日钢在面临国企重组时“不得不卖”。

　　在国家主导资产配置的情况下,民营企业面临的考验愈加严峻。但是事实上,国有企业的过度膨胀,可能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大不公平、影响社会改革的进程。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严重的“国进民退”,都带来了恶劣的后果。在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的主导下,不仅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更是造成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最终“拖垮了国民党政权”。而上世纪70年代末期,由于大一统的国有经济体效率低下,最终将经济拖至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

　　中国的民营经济,看似繁荣,实则根基不稳。今年,中国企业入选《财富》500强的数量再创新高,达到了历史性的43家,其中只有江苏沙钢集团是民营企业。

　　在经济衰退沉重打击民营企业之时,如果再放任垄断国企开拓疆土,并且在相关部门无法有效监管的时候,很可能会蜕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新一轮跑马圈地,不仅使垄断国企无度挥霍,也会加深中国经济的权贵化、寡头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