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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合作猛推六大产业
作者:Admin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年10月15日    【字体: 】   
 

  “香港与珠三角经济 融合是大势所趋,有人担心这种发展会令香港不再独特,亦有人担心内地城市高速发展带来新的竞争,香港会被边缘化。只有认清香港的优越所在,才能释除这些忧虑。”
 
  10月14日上午11点,在香港立法会大楼会议厅举行的2009至2010年立法年度第一次会议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发表了2009至2010年《施政报告》。

  曾荫权特别强调,近期香港市民关注上海的金融 发展及中央的政策取态,有些人更为此感到忧虑,但其认为香港与上海可以分工合作,各展所长。香港与上海的竞争,不是“零和游戏”。

  曾荫权表示,未来十年香港将更快、更全面与珠三角融合,在经济、文化、社会层面都进入新时代。“我们毋须为新的竞争格局而焦虑。”

  “香港本身已经是'品牌’,代表高水平的专业标准,充满创意的企业及灵活应变的管理头脑。这些软实力加起来就是香港的无形资产,使我们无惧竞争。”

  这不仅仅是给香港市民们“打气”,更体现出香港在抗击金融危机、迎接大陆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所带来的压力与动力面前的信心。

  在研读《施政报告》后,香港首讯研究中心研究员梁海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过去三十年,香港成功将自身的经济模式由制造业为主转至服务业为主。国家下一个三十年的发展,关键在于推动服务业的发展,这亦为香港在珠三角地区的定位指出了清晰方向。

  本报记者从香港立法会秘书处了解到,《施政报告》随后交由立法会议员辩论,曾荫权将于15日在立法会回答议员就《施政报告》提出的问题。

  粤港正共同编制合作框架

  曾荫权在《施政报告》里清醒地认识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获批后提供给香港的机遇。

  “《纲要》已将粤港全面合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再加上广东省'先行先试’的政策地位,为优势产业 开拓珠三角市场提供了极大的机遇。”曾荫权表示。

  梁海明分析,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明确表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 、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香港只要善用《纲要》所提供的框架平台,发挥香港的优势,一定可以丰富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让香港的服务业拓展出更加庞大的市场。

  曾荫权透露,为把握这一契机,粤港两地政府正共同编制《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把《纲要》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有利两地发展的具体措施。

  “这亦会成为粤港合作的纲领文件,为争取与粤港有关的项目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奠定基础。我们亦会和粤澳共同编制'共建优质生活圈’和'基础设施建设’两个专项规划,以提升三地的生活环境和基础设施。”曾荫权介绍。

  “粤港合作日益频繁,为深化合作,我们会加强特区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功能及编制,设立专责联系深圳的单位。”曾荫权说。

  深圳前海地区作为粤(深)港合作的新“飞地”,也被曾荫权赋予重任——“政府亦希望能通过参与深圳前海的发展,促进和提升香港本身的服务业。香港会继续在粤港合作及港深合作的架构下,与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研究如何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优势,结合两地的力量,一起推进前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可行性。”

  曾荫权还表示,自去年其提出粤港共建“绿色大珠三角地区优质生活圈”后,得到中央及广东省政府的积极回应,并将建议纳入《纲要》,列为重点发展策略。香港会争取将这个策略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曾透露,粤港两地政府在今年8月签署了环保合作协议,共同研究明年以后的减排方案,双方也将探讨循环再用物料的新合作模式。

  重点发展六大优势产业

  香港具有金融业、旅游业、贸易及物流业以及专业服务4大传统支柱产业。而《施政报告》则花费了大量篇幅强调深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教育、医疗、检测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

  梁海明表示,《施政报告》亮点之一,就是曾荫权认识到香港经济的“治本之道”需要通过发展六大优势产业,为长远经济发展建立新引擎。

  梁认为,这六大产业也是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强调的发展方向,显示香港特区政府迫切希望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意愿。

  曾荫权对此六项优势产业寄予重望。“只要政府在政策上适当扶持,解决业界面临的发展障碍,这六项优势产业会踏上新台阶,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

  梁海明对此分析,香港特区政府并无意像内地政府一样设立专项基金 以推动六大优势产业,而是希望通过政府行为,比如提供税务优惠、拨出土地等倾斜政策,协助业界牵头推动产业发展。

  曾荫权还表示,社会各界对发展六项优势产业普遍赞同,亦清晰明确地向政府反映,土地空间对产业发展相当重要。

  他进一步认为,过去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角色主要在于订立市场规则,营造公平开放的环境,提供合适的人力资源,让有限的社会资源得以发挥最大效能。“在经济转型时,政府有责任检视原有的社会资源运用,是否能跟上新的经济结构,以免这些生产要素被锁在不合时宜的政策与旧经济结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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