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我国当前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受产业布局与行政垄断程度的影响，城乡差距主要受户籍分割的影响，阶层或群体差距主要受劳动就业制度不公平的影响。

　　深化国企、户籍、就业三大体制改革，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基础。

　　比如调整国有企业布局和结构，将省以下一切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同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并用于民生福利，对垄断企业人员的薪酬福利待遇实行规范化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新建城镇的步伐，放开中小城市户籍管制，对大城市、特大城市明确户籍准入政策，促进人口双向或多向有序流动。

　　应发挥社保调节分配功能

　　《21世纪》：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利益失衡格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您提出要发挥社会保障调控财富分配格局的职能？

　　郑功成：今天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是多年以来重财富增长、轻财富分配，重鼓励部分人先富、轻促进全民共享的结果。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背景下，需要全面认识社会保障的收入分配功能。同时应当根据国家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实际上已经不再是补救式的稳定或安全工具，而是承担着调节收入分配并促使财富得到合理分配的职能。

　　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人口有限、低水平保障，运用的资源很有限，其对财富分配格局的调节作用也非常有限。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较之发达国家大多在25%甚至30%以上，差距很大；即使是后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这一指标也早在20年前就超过了7%。

　　再以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例，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中等收入国家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而我国约为12%左右。如果将政府性收入都统计在内，这一比重还要降低40%左右。

　　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在国家财政再分配中所占份额偏小，其对再分配的调节力度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有限。

　　在初次分配中，由于社会保险覆盖面有限，职业福利不具普遍性，政府、劳方、资方之间的利益格局便不可能有效均衡，劳动者报酬不仅水平难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