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承担创造财富功能的是实体产业资本。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并不是目前普遍认为的金融资本在承担交换中介功能中的失灵，而是金融资本所承担的财富创造功能的失灵。
资本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后，不仅会出现财富创造上的失灵，还会导致科技创新的失灵。不论是在产业资本形态阶段，还是在知识资本形态阶段，资本的自我增值之所以能够不断合成满足人类文明进步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还在于资本增值中成功地吸收了人类科技创新的成果。但是科技创新在金融资本增值中却出现了失灵。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经济的地位的形成，出现了一种新的创新，这就是“金融创新”。进入21世纪，来自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带给人们的是CDO债务抵押债券 、CDS信用违约掉期 、ABS(资产抵押证券)、自动化交易等等。金融创新的结果是金融资本的价值成倍扩张，虽然它与GDP增长有关，但它与实体经济的增值、就业无关。这就是发生在21世纪支持GDP增长的所谓“创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反思与认识，就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问题，而是如何让笼罩在世界经济上空的庞大金融资本回归本位的问题。只有让金融资本从创造财富的主体地位，重新回归到其本来为经济服务的中介位置，使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到实体产业资本主导的经济中来，当代世界经济才能最终走出这次金融危机的泥淖。
现在的问题是，代表工业经济的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回去吗？已经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上来，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向实体经济的回归，不可能回归到早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实体产业上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把许多实体产业转移出去，是因为受到本国高成本的约束，失去了在这些产业上的优势之后做出的选择。奥巴马上台后，曾雄心勃勃地要让美国回到实体经济上来。但要实现奥巴马的理想，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必须重新回到封闭的经济体系，才能保护美国的高成本实体产业。这样做等于历史的倒退，不仅美国的消费者不愿意，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受进入工业经济高级阶段形成的高成本约束，尽管急于走出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很想向回走，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允许其向回走。
二是目前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低碳经济，尽管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实体产业提供了契机，但受到既得利益的束缚，也使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