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若2008年令人惊悚的一幕重演，当中国忙于收紧货币、调控房地产以防经济过热和通胀时，外部环境突变—两年前是以雷曼兄弟的轰然倒掉将全球拖入金融危机深渊，而这次则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第二次探底的可能。

　　上一次“双防”曾让大量的中国中小企业遭遇生死考验，以至于金融危机大幅挤压出口时，中国不得不以4万亿这样更大的代价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当中国率先从经济放缓危机中走出后，决策层似乎遭遇了同样的境遇。

　　一个月之前，所有人都在为流动性泛滥和高房价而焦虑。决策者亦将其政策从不惜一切保增长调整为防止经济过热，在不过分影响GDP的情况下，紧缩货币政策，并重手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资产泡沫。然而。4月份国际经济数据释放出让人担忧的信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仅增长17.8%，显示出逐月下降的趋势，中国经济似乎再度处于失速边缘。

　　通胀隐忧此时亦开始逼近。年初，只有房子和大蒜价格的飙升刺激着中国公众的神经，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品加入了涨价的行列。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2.8%已接近全年3%的目标。经济学家厉以宁直言，这一轮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已然过去，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一个不曾有过的新阶段：滞胀时代。

　　出于对政府持续性紧缩政策的恐慌，自4月份以来，中国上证综合指数跌幅超过20%，成为今年全球除希腊市场外表现最糟糕的证券市场。对不可持续增长结构和通货膨胀的担忧，主导了投资者的预期。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国际投资人麦嘉华的预言更耸人听闻—中国经济增长将在近期显著停滞，并可能在一年内崩溃。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向《环球企业家》指出，此时形势微妙犹如2008年上半年的贝尔斯登破产，及去年迪拜世界债务危机之时。全球性债务危机风险在增大，中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未来三五年内世界经济都将维持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原因是父债子还，以前的赤字需要后人来承担。

　　虽知如此，对于中国决策者来说，宏观调控依旧陷入纠结：既要确保经济增长，又要防止通胀；既要避免上一轮4万亿投资烂尾，又要让房价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中国宏观调控现在是在一个没有导航仪的大巴上驾驶，方向永远在探索中，且选择空间将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以控制。”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向《环球企业家》指出。

　　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视察时表示，“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始终合理把握政策力度。”更被解读为宏观政策转向之信号。然而问题是，政府苦心构建的宏观调控未竟全功，资产泡沫尚未完全褪去，倘若再次半途而废，中国经济下一步将去向何方？

　　叠加效应

　　对于通胀而言，如果真如中国唱衰者认为的那样，中国经济存在巨大的产能过剩，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过量的供应会压低价格。但事实是，供应瓶颈效应已经开始显现，不少分析机构声称，在一季度创出11.9%的GDP增长后，中国经济已是强弩之末。

　　政府智库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即表示，尽管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逆流而上，并为全球复苏作出了贡献，但仍然不排除面临一个突如其来的“发展停滞”。停滞原因在于此轮增长基础不牢，源于地方政府高度扩张的投资拉动，而不是企业层面有机的投资拉动，而在人民币币值较低和政府补贴下，中国的出口呈现的是虚假性、恢复性增长。哈继铭指出，虽然过去半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对美元外一篮子货币的升值幅度已经相当于5%，对出口造成压力。

　　而高通胀的压力几乎来自全方位，除了货币超发，未来5年工资推动的成本性通胀将不可避免，而国内以前被压低的资源价格、利率和汇率等资本价格的上升已箭在弦上，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攀升也带来了输入性通胀。

　　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在5月9日国际钢铁大会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透露，铁矿石谈判依旧举步维艰，但房地产调控直接导致用钢需求的下降。“两面受敌”，这不仅仅是下半年钢厂面临的窘境，更是中国式GDP增长的现实：外表光鲜，却面临诸多两难问题的叠加。

　　叠加效应不仅来自国内紧缩政策的万箭齐发，还包括国外环境的不确定性：欧元主权债务涌现“新问题”，华尔街的“旧账”却仍未了。即使是在近零利率的环境下，多数发达经济体也只是实现了温和复苏。假如贷款成本上升，情况将更为严峻。有分析师认为，在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周期或将走出一个可怕的W型。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下半年的主题仍是刺激经济，以防止衰退为主要目标。

　　“叠加的紧缩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正开始显现，即在没有收紧公共项目投资的情况下就急剧紧缩信贷。如果短期贷款以及对制造业部门的贷款继续被挤出，预期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的提高将加剧明年CPI通胀上扬的风险。”鲁政委指出，现阶段宏观调控问题，用温家宝的话最为贴切：进退两难。

　　5月18日，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德国总统时所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各国应该继续坚持刺激经济的举措”，被视为决策层开始矫正现有调控思路的一个积极信号。

　　摩根大通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布鲁斯?卡斯曼认为，此轮宏观调控着眼点是让经济适度降温，一旦达到目标，政策节奏上或会出现先紧后松的局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改变，但人民币升值及加息等手段均将推迟。

　　祝宝良注意到，决策者对于经济下行风险已经开始警觉。去年四季度以来逐渐减弱的地方投资、保障性住房都在4月份开始增加，中央的投资也开始恢复增长态势。而此轮调控中首当其冲的房地产领域，祝宝良认为已经不可能有更严厉的调控措施出台。事实上，在5月24日传出“三年内不会开征物业税”消息后，大部分市场人士认为房地产调控已开始软着陆。作为回应，上证综指当天大涨3.48%。

　　如果调控转向，内需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仍将持续，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GDP三季度至少仍能实现8%左右的增长，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滞胀”—低增长、高通胀相去甚远。国泰君安总经济师李迅雷即指出，欧洲GDP增速仅2%，CPI也高过中国，尚不能称之为滞胀，“中国现阶段只是滞胀假象。”

　　不过，对于中国来说，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出口复苏遭遇挑战、经济刺激政策之外，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的持久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政府不断扩大投资，而要靠民间投资的活跃。如果没有消费增长作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速故事势必难续辉煌。如果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体系的改革能够起到效果，或许中国人会多取出一些钱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