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在大部分出口产品利润率仅有5%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重估汇率？

　　吴敬琏：当你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够，你又把外汇政策上的优惠取消掉，出口企业就出不去，就会发生严重问题。所以调整出口导向模式的同时，你必须转变增长模式，提高附加值，不再依靠给外国人补贴求他买你的东西，而是因为自己的产品有竞争力。

　　重估与否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事情是动态发展的，关键要看你的附加值提高到什么程度，是否能够提高利润率，抵消升值造成的利润下降。

　　《21世纪》：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一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怎样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吴敬琏：在改革过程中可以用四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是建立股份制银行，或者将一些城市的信用合作社改造成为城市商业银行。比如台州几个由信用合作社改制成的小商业银行，他们做中小企业贷款做得就比较好。

　　第二，可以在某些地区建立私人银行，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呼吁，但管理当局对此一直有顾虑。小银行应对风险能力差，一旦出现挤兑就没法应付。虽然经济学家也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解决方案，但管理当局对这方面(的限制)一直没有放松。

　　第三，像孟加拉国那样建立小额贷款公司，中国20年来在民间已经有很多发展，比如说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汤敏这十多年来就一直在农村发展小额贷款，做得很不错。

　　但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框架还很不清晰，我国有一个罪名叫“非法融资”，但非法融资的界限却不清楚，要呼吁立法机关尽快制定法律，划清界限。

　　第四，就是为风险资本(VC)和私人资本(PE)准备条件。中国VC和PE行业的大体框架已经建立，但现在仍然运行得不是很正常。由于监管存在一些问题，相当一部分PE和VC走向短期化，不是进行长期投资而是希望几个月就能通过上市撤出投资赚到钱。

　　《21世纪》：为什么去年中国银行业信贷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仍在抱怨贷款难？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才能让银行愿意为这些企业提供贷款？

　　吴敬琏：去年银行根据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海量贷款，规模在9.6万亿到12万亿之间，贷款增加了39%。但是对中小企业却发生了挤出效应。

　　因为这些海量贷款是按照管理当局的要求发放的，商业银行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选择向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这是个理性的考虑，因为这个贷款数量太大了，今后在经济走向下行段的时候，就会出现